【6月特別報導│新美術館擴建開幕展】當未來的想像成為今日的記憶──紐約新美術館擴建開幕展「新人類：未來的記憶」

當未來的想像成為今日的記憶

紐約新美術館擴建開幕展「新人類：未來的記憶」

 

　以「新人類：未來的記憶」這一宏大命名為題，展覽從策展內容到方法皆展現強烈的企圖，並回應紐約新美術館自2024年休館後展開的擴建計畫──由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與重松象平領軍的大都會建築事務所（OMA）設計全新側翼。歷時近兩年工程完成後，美術館以擴建後的姿態重新開放。新建築使展示空間擴增至原本約兩倍，並以斜角和切面回應SANAA事務所原有的立方體結構，同時改善原棟較為僵化的垂直動線，使垂直與水平展場得以串接，形成更具流動性的空間系統，以回應當代藝術展示的多樣及變動。

   

　展覽由新美術館藝術總監馬西米利亞諾． 吉奧尼（Massimiliano Gioni）策畫，借用羅傑．凱盧瓦（Roger Caillois）提出的「對角科學」（Diagonal Science）做為方法論，試圖在20世紀初與21世紀之間建立跨時代的對稱關係，並以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羅梭的萬能工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 R.U.R.）中的名句：「對人類而言，沒有什麼比自身的形象更陌生」做為起點。robot源自捷克語robota，意指勞役或奴工，劇中仿生人起義幾近消滅人類，卻在終章生成「愛」的生命形式，既揭示人類被取代的恐懼，也隱含新生命的可能，進而構成「新人類」的重要起點。從1920年代的自動化與戰爭機器，到2020年代的人工智慧（AI）與無人化戰爭，兩個時代彼此映照，共同經歷毀滅及被取代的焦慮，也推動生命政治和「誕生」概念的重新浮現。

 

　無論是未來主義高漲的1920年代，或AI加速發展的2020年代，「新」的感知與意識皆被極度強化。新的時間尺度和生產條件迅速形成，人類被置於異質的時間性與超越性之中——既可能被壓縮為微不足道的存在，也可能被重新塑造成具備超越能力的「新人類」。在這樣的歷史張力中，「新人類」的概念不斷生成與擴張。

   

　第一單元「育生未來」以德國新寫實主義畫家梅娜—米莉安．蒙斯基（Maina-Miriam Munsky）的早期作品〈誕生Ⅱ〉做為開場。作品描繪妊娠與分娩，並將其抽象為身體地景，引領觀眾進入生命誕生及延續被重新想像的起點。展覽以「對角線」方式串聯不同歷史中的生育、身體和機械想像：艾莎．馮．費萊塔格—羅林霍夫（Elsa von Freytag-Loringhoven）與莫頓．利文斯頓．沙姆伯格（Morton Livingston Schamberg）的現成物作品〈上帝〉，以彎曲的金屬管固定於木盒之上，將父權意味的一神形象轉為挑釁性符號；並對應法蘭西斯．畢卡比亞（Francis Picabia）〈透過機器進行的女性介入〉及杜象〈新娘〉等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機械主義與機械擬態作品，將情慾和性機械化，同時揭示女性被物化的觀看結構。瑞典攝影師倫納特．尼爾森（Lennart Nilsson）透過內視鏡與顯微攝影記錄胎兒在母體內的發育過程，其影像廣泛流通於醫學及視覺文化中，深刻影響現代對生育和生命起源的觀看視角。肯亞裔美國藝術家瓦洛希．穆圖（Wangechi Mutu）的委託新作則重新詮釋奧塔薇亞．E．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的《血孩子和其他故事》（Bloodchild and Other Stories），描繪人類男性做為昆蟲型外星生命的代孕宿主，以水墨素描處理跨物種身體關係，觸及性別、生殖、勞動與跨星際等議題，延伸對人類未來宿命的想像。

   

　「機械芭蕾」單元從包浩斯舞台實驗延伸至勒澤（Fernand Léger）1924年的〈機械芭蕾〉，呈現身體在現代性與工業化條件下被幾何化、抽象化和運動化的過程，並被重新組織為機械論的視覺模型，其單元性與造形關係對應技術加速及都市化經驗下的身體再定義。此一脈絡延伸至當代，身體進一步被納入數據化和參數化的「科學管理」框架。傑瑞米．戴勒（Jeremy Deller）的〈Motorola WT4000穿戴式終端裝置〉即為例證：作品以佩戴物流監控裝置的手臂模型，揭示如亞馬遜公司（Amazon.com, Inc.）等跨國企業對勞動的精密監控與效率化管理，使身體被拆解為可計算的生產單位，指向非人化勞動的反烏托邦現實。

   

　以佛洛伊德「假體上帝」為核心的單元，討論人類如何透過科技與義肢延伸自身能力：一方面戰爭推動技術發展，使身體得以被強化及擴張；另一方面戰爭造成的創傷與缺失，又反過來驅動技術介入身體的修復和補足，使身體持續處於被改造的狀態。接續單元「利維坦」則擴大戰爭與技術驅動的「新人類」想像，呈現力量失控的不安，並將形象工程視為集體性機器，揭示法西斯政權如何以具誘惑力的影像推銷極權意識型態，形成從集體肖像到巨獸的塑造軌跡，構成生命政治的視覺化策略。

   

　1961年布里恩．吉生（Brion Gysin）發明〈夢境機器〉，透過燈光閃爍誘發腦波狀態並產生視覺幻象。人類將夢與神祕性投射於機器上，勾畫出兩種對機器和意識的想像原型：一是機器如何誘引及牽動意識，進入我們的思想與幻想活動中；另一方面則是機器自身是否具備意識，以及它們如何做夢。同時，此單元追溯感知、語言與記憶被數據化的歷程，以及機器和藝術創造的關係。例如肯尼斯．諾爾頓（Kenneth Knowlton）、萊昂．哈蒙（Leon Harmon）與安娜．貝拉．蓋革（Anna Bella Geiger）的ASCII圖象實驗，將電腦做為視覺生成工具；艾莉森．諾爾（Alison Knowles）的〈塵之屋〉透過程式隨機生成詩作，莉貝卡．艾倫（Rebecca Allen）的數位化身則預示今日的聊天機器人。這些實踐共同指向當代以演算法與注意力經濟為核心的新生命政治。（全文閱讀613期藝術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