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未竟的旋律
陳植棋的短暫與永恆
一、前言
在台灣近代美術史的敘述中，陳植棋（1906-1931）常被視為「短暫卻璀璨」的存在。然而，若僅從生命長度與天才敘事理解其人其作，往往忽略其藝術實踐與歷史條件之間更為複雜的互動關係。對他而言，藝術並非孤立的形式活動，而是在殖民統治與現代化交織的脈絡中，回應自身文化位置與歷史處境的實踐；其繪畫既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也是一條理解土地與自我的途徑，展現出殖民地青年在文化縫隙中建構主體性的努力。
其友人以他生前常唱的〈後壁溝〉做為紀念，使「植棋」超越個體生命，轉化為在記憶中被反覆傳唱的文化符號。謝里法回憶李石樵晚年仍能哼唱其旋律，洪瑞麟亦曾吟唱，顯示他的藝術精神透過聲音持續流傳，並在不同世代之間轉化為共享的文化經驗。此種流傳，不僅延續了個人記憶，也使其創作在歷史之中不斷被感知與再生。
2026年適逢陳植棋誕生一百廿週年，國立臺灣美術館以「植棋的歌─短而亮的生命力」為題策畫展覽，召喚這段歷史旋律再度響起，並引導觀者重新思考他在台灣美術發展中的關鍵位置。展覽自其新式教育與留學經驗出發，延伸至民族運動與文化實踐，最終回到創作本身，探討他如何從淡水、汐止及都市景觀之中，逐步建構具有地方意識的現代繪畫語言。
對陳植棋而言，繪畫並非單純的風景再現，而是島嶼自我形塑的過程。「短而亮」不僅是生命的寫照，更體現為一種信念：生命或許短暫，精神卻得以長存。因而，重新回望陳植棋，不只是對一位早逝藝術家的紀念，更是在提出一項持續開展的問題：藝術如何在殖民地台灣成為主體生成的契機，並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被詮釋與轉化，成為當代文化思考的重要資源。
二、近代美術的追尋──新式教育中的啟蒙與矛盾
陳植棋的藝術啟蒙，發生於台灣社會逐步進入近代教育體系的歷史脈絡之中。1910年代至1920年代，隨著總督府新式學校制度的建立，藝術教育逐漸納入現代知識體系，使台灣青年得以接觸西方繪畫與國際文化。然而，這種教育並非單純的知識傳授，它同時也是殖民治理的一環，使藝術在啟蒙與規訓之間呈現出複雜的雙重性。
他出生於汐止橫科農村，自幼與土地和自然環境密切相連。農耕與畜牧的生活經驗使其對地方具有深刻的感知能力，並在日後轉化為風景與人物描繪中的質樸特質。1921年進入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現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後，師從石川欽一郎（1871-1945），接觸西方的寫生觀念。這種觀念不僅改變繪畫技法，也重新界定藝術的本質，使之成為一種透過觀察與理解重建世界的方式。
然而，藝術意識的形成並不侷限於教育場域。1920年代民族運動與文化啟蒙思潮興起，使藝術逐漸成為理解身分與文化的重要媒介。青年在校園與社會之間思考「台灣人」的意義，藝術亦由此承載文化認同的問題。在這樣的歷史氛圍中，陳植棋參與學潮並遭退學，此一事件不僅改變其人生路徑，也象徵其主體性從制度邊界中生成。
因此，他的藝術啟蒙並非單一來源，而是在教育制度、社會運動與個人經驗的交織中逐步形成，並使其創作從一開始便帶有對文化位置的深刻自覺。
三、前往東京──視野的開展與主體性的深化
1925年前往東京美術學校（現東京藝術大學）就讀，陳植棋進入帝國文化中心，置身於多重藝術思潮交會的場域之中。當時東京處於藝術多元與思想活躍的時期，前衛團體、在野展覽與歐洲現代藝術資訊，使其得以在複雜的文化語境中進行學習與探索。
他透過蒐集美術明信片與剪貼資料進行自我教育，深化對繪畫形式與創作思想的理解。從其收藏可見，他對法國現代美術、帝國美術展覽會體系與在野團體均有高度關注，顯示他的藝術視野並不侷限於單一體系。馬諦斯、畢卡索與塞尚等藝術家的圖象在其資料中佔據重要位置，反映他對現代藝術形式的積極吸收。
東京的文化經驗亦使他意識到藝術與生活之間的密切關係。文學、戲劇和都市文化的交織，讓藝術不再是孤立的專業，而是一種與社會互動的實踐。在此過程中，他逐漸形成以台灣為出發點的創作意識，並開始思考如何將現代繪畫語言轉化為地方經驗的表述方式。（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美術館研究發展組副研究員、「植棋的歌─短而亮的生命力」策展人）
（全文閱讀612期藝術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