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美術史歷久彌新的精神光彩
國立臺灣美術館「虹霓色彩樂詩：廖繼春的藝術世界」策展人薛燕玲專訪
他的世界始終是色彩的世界。在台灣畫壇，他是真正稱得上色彩大師的少數畫家之一。〔…〕廖繼春的作品的魅力是他鮮麗的色彩中含蘊著濃熾的詩情。是詩情畫意的色彩，像夢幻的仙境一般芬芳的色彩。
──雷田（賴傳鑑），〈追求和諧的廖繼春〉，《藝術家》雜誌8期，1976年1月
2026年為廖繼春逝世五十週年，由國立臺灣美術館（以下簡稱「國美館」）主辦、台北市立美術館協辦之「虹霓色彩樂詩：廖繼春的藝術世界」於2月7日盛大開展（展期至5月10日），由國美館研究發展組組長薛燕玲擔任策展人，呈現費時兩年籌畫和研究的成果。
做為一位藝術成就和評價已被各方學者多有論述的台灣美術史重要名家，廖繼春被尊為「色彩魔術師」的美譽深植人心，同時由於他的作品受到收藏界珍視，部分作品長期未曾公開面世，均為整個策展過程加諸許多挑戰，在國美館肩負文化部「重建臺灣藝術史」政策的使命下，如何透過此次睽違多年的廖繼春大型回顧展，深化台灣美術史研究，並讓觀眾更全面地認識他及其創作路徑，乃至他同時做為創作者與美術教育者，在推進台灣藝術發展歷程中扮演的承先啟後角色，是薛燕玲的策展核心任務。
此次展覽共匯集來自國美館、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立歷史博物館與順益台灣美術館的典藏，以及家族與藏家收藏之廖繼春的一百廿八件作品，當中油彩畫作多達近百件，並結合珍貴文獻和生活物件展出。若以展題「虹霓色彩樂詩」所可以排列組合出的多個關鍵字做為線索，以及從「光影躍動：從外光派到野獸派風格綻放」、「線彩輝映：形的抽離與色的組構之抽象形式探求」、「統合超越：返璞歸真無界自如」到「歲月足跡」四大子題分區的遞進和回顧，展覽體現的是從廖繼春創作的重要元素──「色彩」出發，根據時序和藝術家的風格轉折，梳理其創作脈絡和一路走來觀照的繪畫思考。
薛燕玲在訪談中說明策展主軸的構思，她強調：「色彩是廖繼春畫作的生命」，而如何能不落俗套地將這位前輩藝術家善於運用色彩、自由主觀的表現精神加以呈現，再者從中彰顯他畫作色彩和諧共織的「視覺音樂性」和「詩性」，她以「虹霓」二字為出發，由經反射和折射陽光產生的彩虹，在七個基礎主色之間構成變化萬千的光譜（包含當中不可見的部分），喻指廖繼春作品所展現的生命能量和個人獨特性。
在正式進入101展覽室前，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展覽開場的設計主色為檸檬黃，在展覽主牆面上也引用了一句廖繼春的自述：「就黃色而言：它象徵著爽朗、熱情奔放與高貴。……黃色調的畫面，給觀者以溫暖、熱情、豪邁之感。由於黃顏色具此特性，在我的畫面中，常在重要的部位，使用少許檸檬黃，使畫面為之更優美更生動。」關於這個安排的用意，薛燕玲說明，或許很多人對廖繼春的作品感到印象深刻的一點是他相當精湛地使用繪畫中不易掌握的粉紅色，不過她在研究過程中找到的一篇座談紀錄記載著上述廖繼春談及對於黃色的詮釋，連結到此次展出他作於1959年、以黃色為主色調的〈窗外風景〉，成為展覽的主視覺作品。在策展團隊的共同努力下，廖繼春作品中「舒朗的鮮亮感」轉化為展覽的整體氛圍，做為一種弦外之音的題眼，也為展覽立下了基調。
展覽從1928年廖繼春首次入選帝國美術展覽會的〈有香蕉樹的院子〉和1931年再度入選帝展的〈有椰子樹的風景〉，開門見山地指出廖繼春在台灣美術史的高度。前者為廖繼春早期重要作品，是他在東京美術學校（現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圖畫師範科求學期間（1924-1927）承接當時主流的外光派風格，以及學院訓練所講究的畫面結構和客觀寫實，畫中呈現他於台南時期住家庭院在南部烈日下的光影變化，具有在地色彩的熱帶南國意象。後者則是以高雄火車站前街景的噴水池和椰子樹為主題，薛燕玲認為，這件作品顯示出他在紮實穩健的造形基礎上也開始嘗試從外光派的實踐，轉向更有個性地探索自我風格，包括在同一展間展出1926年他廿四歲時的〈自畫像〉和推測是學生時期創作的〈裸婦〉中富含張力的筆觸已可見端倪，「雖然尺幅不大，卻充滿力量」。
於「光影躍動：從外光派到野獸派風格綻放」展區一景（攝影：蔣嘉惠）
在赴日習藝的1920年代，廖繼春接觸到彼時在日本畫壇風起雲湧的西方現代藝術潮流與美術運動，除了透過學校官方的教學扎根，當時日本新一輩留學歸國的畫家和成立的在野團體所推崇如野獸派強烈奔放、具衝擊感的色彩和用筆，對他亦多有啟迪，其中影響他最深者莫過於梅原龍三郎。在梅原龍三郎於1930年代來台擔任台灣美術展覽會審查員、在台旅遊寫生期間，廖繼春曾三度陪同他在台南赤崁樓、孔廟等地作風景寫生，這些經驗也使他的創作更漸趨近主觀表現多過於描述再現的畫風，展現出野獸派的風格特徵。
薛燕玲指出，此次展出〈碧潭〉、〈日月潭〉的風景呈現他從1940年代後期至1950年代，創作開始使用低彩度的碧綠色、水綠色等統合作畫的景觀內容，富有個人特質，也預示他之後轉向愈加主觀與抒情化的色彩表現。如展覽中以粉紅色系細膩統調的〈阿里山雲海〉，前景的房屋和林木以簡化的造形和鮮明的色彩勾勒，省略了細節，表現他1953年前往阿里山寫生時對景色予他內心所感，相比早先於1937年在台陽美術展覽會展出的〈阿里山〉（原作佚失，僅存黑白照片圖象）對山景以大色面的構成更臻意境與感性。
同時，不能忘記的是，廖繼春經歷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台灣時代轉換的政治與社會動盪，他在東京美術學校同班同學的好友、前輩藝術家陳澄波，以及長年如兄長般照顧他的教友、台灣首位取得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和首位公費留美的學者林茂生，與他情誼深厚的兩人雙雙於二二八事件受難殞命，令他哀慟不已，一度無法提筆作畫，人也變得更加沉默寡言。薛燕玲說，廖繼春在事件發生的隔年（1948）作的這幅〈百合花〉使用他畫作中少見的暗綠色系，沉鬱的氛圍映襯出白色百合花的聖潔，她認為這件作品象徵著藝術家身處當年苦悶壓抑環境下的堅忍，「或許我們可以說，他正是從繪畫汲取讓自己得以走出的能量，後來他的色彩如此明亮、調和，能夠溫暖許多人的心，應該是從這之中蛻變出來」。
1950年代後期，此時廖繼春已是任教職和各類美展評審委員多年的指導者，除了要重新調適政權轉換下的文化差異，而後台灣在戰後美國援助期間的背景下，他也間接地從書籍媒體接觸到傳入台灣的歐美新興繪畫潮流，並著手實驗交揉色彩與線條的抽象形式，如展覽展出的〈樹蔭〉（1957）、〈窗外風景〉（1959）等作。薛燕玲指出，廖繼春在1962年6月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參訪接著轉往歐洲考察近半年，隨後展開的風格轉折時期，而這幾件作品便見證了他在此之前即已有初步的嘗試，上述這兩件作品便是廖繼春少數使用幾何分割解構自然光線和空間的手法；年代不詳的小尺幅〈無題〉水藍色調粉彩素描，顯示他很有可能是在訪美行程期間，受到傑克森．帕洛克（Jackson Pollock）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而作的揣摩，1962年9月作於芝加哥的〈樹與草〉中富東方禪意的簡筆，則能看出他亦曾經一度嘗試融合東西方繪畫元素的意圖。此外，創作於同年的〈作品A〉更獲國立歷史博物館選送越南西貢第一屆國際美展，皆是此次回顧展值得細觀的作品。（全文閱讀611期藝術家雜誌）
【4月專輯│廖繼春：色彩的和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