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品的生命史—柏林新國家美術館烏拉與海納．皮茨奇收藏的超現實主義作品展

藝術品的生命史

烏拉與海納．皮茨奇收藏的超現實主義作品展

柏林新國家美術館／2025年10月17日～2026年3月1日

撰文／黃杰敏（Emily C. M. Huang）．圖版提供／Neue Nationalgalerie（藝術家2026年2月610期）

　柏林新國家美術館（Neue Nationalgalerie）與柏林國家博物館中央檔案館（Zentralarchiv）合作，2025年10月推出「馬克思．恩斯特到桃樂絲．唐寧：超現實主義網絡—烏拉與海納．皮茨奇收藏的出處」。在第一份《超現實主義宣言》於1924年發表一百週年之際，此展深入剖析這個國際藝術運動複雜的網絡，不僅關注1930年代至1940年代超現實主義創作的發展歷程，亦闡述其中的核心藝術家、藝術經紀人與收藏家的生平故事，進一步剖析歷史環境、人際關係和社會網絡如何促進這一藝術運動的傳播。展覽分為三大部分追溯這些繪畫和雕塑作品的起伏旅程：它們從巴黎出發、途經布魯塞爾和歐洲其他城市，最終在納粹統治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到墨西哥和美國。

米羅　穿煙之箭　1926　油彩畫布　40×56cm　柏林新國家美術館─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藏
（Photo: Jochen Littkemann）©VG Bild-Kunst, Bonn 2025

超現實主義

　超現實主義於1920年代初在巴黎興起，它本質上是一場鬆散的藝術、文學和政治運動。安德烈．布魯東（André Breton）、達利（Salvador Dalí）、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費妮（Leonor Fini）、雷內．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米羅（Joan Miró）和桃樂絲．唐寧（Dorothea Tanning）等藝術家將無意識、非理性及夢境視為創造性表達的必要元素，發展出全新的創作理念，他們在文字、繪畫、拼貼和雕塑作品中注入一種引人入勝且獨特的視覺語言。不久之後，一個影響深遠的國際藝術網絡逐漸成形，從巴黎向布魯塞爾擴散，並延伸至歐洲其他城市。隨著納粹主義的崛起與二戰的爆發，多數超現實主義藝術家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前往美國或墨西哥尋求庇護。其間，藝術作品亦隨之輾轉流動：有的被出售，或在國際展覽中展出；有的在藝術家之間互相贈予；亦有部分作品遭到沒收，或隨藝術家本人一同流亡他鄉。

　自1970年代中期起，烏拉與海納．皮茨奇（Ulla und Heiner Pietzsch）夫婦開始系統性地收藏超現實主義藝術作品，其收藏規模與深度至今在德國仍屬罕見。展覽精選柏林烏拉與海納．皮茨奇收藏中的代表作，回溯這些繪畫和雕塑自創作起至二戰結束期間所經歷的跌宕旅程。透過揭示作品的「生命史」，那些由友誼、收藏與藝術交易編織而成的過往逐一浮現，同時也映照出失落、迫害及重生的歷程，為理解超現實主義運動複雜的網絡及其所面對的政治挑戰提供了具體的例證。

烏拉與海納．皮茨奇收藏的出處研究

　藝術史學家、策展人與研究學者投入大量時間釐清這批收藏最初的擁有者，以及其歸屬權在何時、因何緣由發生轉移；同時也深入探究政治與社會環境、人際關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解讀畫作背面的編號與印章所透露的歷史線索。展名中的「出處」（provenance）一詞意指來源，「出處研究」旨在重構一件繪畫或雕塑作品的生命史，追溯其自藝術家工作室出發，經歷展覽、私人收藏與公共收藏的流轉過程。藝術品的移動與易手始終構成其擁有史的一部分，而出處正是理解這段歷史的關鍵。策展團隊透過展出作品的出處，講述20世紀上半葉超現實主義運動中藝術家、畫商與收藏家之間盤根錯節的故事。

　在1998年《華盛頓原則》（Washington Principles）簽署之際，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承諾於各博物館中搜尋1933至1945年間因納粹迫害而遭沒收的文化財產，並與其合法權利人討論妥善的處理方式。此一國際承諾推動了歷時多年的研究計畫，也間接促成此次展覽的形成。自2023年起，柏林國家博物館中央檔案館展開對烏拉與海納．皮茨奇收藏的作品之出處與所有權歷史的系統性研究，研究範圍涵蓋一百件創作於1945年年底之前的作品。該項出處研究計畫不僅獲得新國家美術館與烏拉．皮茨奇的支持，亦由柏林州政府提供充足的經費。研究結果最終確認，這批藏品並非於納粹時期遭非法掠奪。（全文閱讀610期藝術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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