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驅如何被製造？「米羅與美國」做為一種藝術史問題—巴塞隆納米羅基金會美術館五十週年特展

前驅如何被製造？「米羅與美國」做為一種藝術史問題

巴塞隆納米羅基金會美術館五十週年特展

巴塞隆納米羅基金會美術館／2025年10月10日～2026年2月22日

撰文／黃其安．圖版提供／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藝術家2026年2月609期）

　2025年，巴塞隆納米羅基金會美術館（Fundació Joan Miró）在成立五十週年的時刻，所推出的特展「米羅與美國」完成了一次關鍵而清楚的視角轉向。展覽不再僅以巴黎與加泰隆尼亞做為理解米羅的唯一座標，而是將美國視為一個不可或缺、甚至具有催化作用的創作現場。

　這不僅是地理視野的擴展，更是對現代藝術史敘事本身的重新提問──究竟是誰影響了誰？誰被置於中心？又是誰透過機構、展覽與收藏體系被推向可見的位置？為了回應這些問題，展覽匯集來自美國與歐洲的重要館藏，涵蓋繪畫、素描、雕塑、版畫、影像與珍貴檔案，並納入多位國際學者對米羅藝術演變的最新研究成果。

　透過作品與文獻的交織，「米羅與美國」不僅回顧一段跨大西洋的歷史，更為觀眾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米羅、重新觀看20世紀現代藝術動能的入口。於這樣的策展架構下，展覽不再只是重述藝術交流的軌跡，而是將米羅置入一個可被重新檢視的位置：他如何被美國制度閱讀，又如何被用來說明戰後現代性的生成。

「米羅與美國」展場一景
（Photo: Davide Camesasca）©Fundació Joan Miró

現代藝術中心的位移：一場制度性的重組

　「20世紀中葉，世界藝術的中心逐漸從巴黎轉移至紐約。」──這則被反覆引用的敘述，早已成為現代藝術史的常識。然而，若要真正理解米羅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則必須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這場中心的轉移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這場藝術版圖的重組與20世紀的歷史進程密不可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的全球動盪，迫使大量歐洲藝術家與知識份子流亡美國，北美抽象表現主義的興起，正是在這樣的遷徙、聚合與制度重組之中加速成形。藝術史學者賽吉．基里布（Serge Guilbaut）早在1985年出版的《紐約如何偷走現代藝術的主導地位：抽象表現主義、自由與冷戰》（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ism,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中指出，紐約之所以能成為新的藝術中心，並非單純是因為藝術家風格上的創新，而是文化機構、展覽體制與藝術評論共同運作的結果，現代藝術的象徵領導權是依據這套制度被接手、被轉譯，並逐步制度化。

　換言之，中心的移動絕非只是因地理變化，而是一場權力結構的重組。在這場重組中，畫商透過展覽策畫決定哪些藝術家得以進入市場，機構透過收藏與回顧展建立藝術史的典範，評論則以書寫為作品提供詮釋框架。這三者共同構成的生態系統決定了藝術家的可見性，更主導他們在藝術史敘事中的位置與意義。

　而米羅，便是借助這套系統進入美國、並被重新定位的關鍵案例。他並非單憑作品「被看見」，而是被一整套展覽、收藏與評論話語反覆指認、調整位置。換言之，米羅在美國的重要性除了來自他創作了什麼，亦來自他的作品如何被閱讀、被分類並放入特定的現代藝術敘事之中。

米羅在美國：從引介到重新定位

　早在1920年代末，紐約的藝術評論已將米羅形容為巴黎青年藝術家中的「最新焦點人物」。1926年凱薩林．S．迪瑞兒（Katherine S. Dreier）與杜象將米羅的〈反轉〉及〈繪畫〉納入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的「國際現代藝術展」，標誌著他首次進入美國的公共視野。然而，這些早期亮相的作品本身仍不足以確立他在美國藝術世界的穩定位置。關鍵不在於是否曾被看見，而在於是否能被持續觀看與反覆指認，以及如何被納入一套得以運作的藝術分類體系中。

　這樣的條件，隨著1930年代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系統性地引入美國而逐漸成形。起源於1920年代巴黎的超現實主義原本是一場結合詩性、潛意識與自動性書寫的藝術運動，其核心不僅為視覺風格的特殊，而在於對理性秩序與既有再現邏輯的顛覆。進入美國後，這一前衛思潮透過畫商儒利安．利維（Julien Levy）與皮耶．馬諦斯（Pierre Matisse）的策展實踐轉化為一套可供展示、命名與收藏的藝術分類，並在1936年紐約現代美術館舉辦的展覽「幻想藝術、達達、超現實主義」中，正式獲得美術館體制的認可。（全文閱讀609期藝術家雜誌）

回上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