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詮釋與再生
賴貞儀談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匯聚的過去與未來
典藏品在博物館之中受到保護,形成最初的資源,讓所有其他工作可以進展。博物館對於典藏品的責任,高過於其他一切東西。沒有典藏品,就沒有博物館。因此,保護的責任是博物館工作的核心,必須包含在博物館明文規定的使命、目的與工作目標之中。──提姆.安博斯(Timothy Ambrose)、克里斯平.裴恩(Crispin Paine),《博物館實務基礎入門》(Museum Basics),1993年
人們走進博物館,往往被展覽的燈光與敘事吸引,鮮少留意展品是怎麼來到大眾的面前。展覽或教育活動當然是博物館與公眾對話的窗口,但博物館最深沉的能量其實不在喧囂的展廳,而是在靜默的典藏庫房。博物館學家安博斯與裴恩在著作《博物館實務基礎入門》中,一針見血地闡釋典藏之於博物館的本質意義如根之於樹,是支撐,也是養分。
典藏的開端
從1955年以「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之名創設,到1957年正式定名為「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再至今日,走過七十個年頭的史博館見證台灣社會文化的發展軌跡。身為國民政府遷台後創設的第一座公立博物館,史博館承載著國家文化政策的轉折。在10月23日的訪談中,史博館典藏組組長賴貞儀開場即點出:「史博館的特色在於典藏橫跨歷史文物與美術。這與早年身兼戰後第一座國家美術館的任務密不可分。」
一座博物館的典藏政策一定扣緊其成立的目的。說起如今以十九項文物類別囊括五萬八千一百五十八號藏品(截至2025年10月22日的統計)的史博館的典藏原點,也與其創立初始的重點任務有關。

此件在1923年於河南新鄭鄭公大墓出土,為河南博物館舊藏文物,1956年經教育部撥交予史博館典藏,2011年指定為國寶。
史博館首任館長包遵彭在1961年12月發行的《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創刊號,發表〈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創建與發展〉,論述史博館在「加強民族精神教育,促進國民的心理建設」的指導原則下,著重「文化復興大業」,以「掌理關於本國歷史、文物、美術品之蒐集、展覽及有關業務之研究考訂等事宜」為職責,借助「標本、模型圖片配合實物,對我中華民族在歷史上許多碩大雄偉的工程,造詣精微的學術發明,作一系統的顯示,以全民族的歷史演進為中心,透過藝術功能,予以文字的國史以實證」。賴貞儀進一步援引包遵彭於文中點出的「蕭然四壁」、「白手成家」,指出史博館在被賦予復興、宣揚中華文化使命的同時,建館之初仍是一座零館藏的「真空館」,隔年接收政府指派撥交的兩批日本歸還古物和一批河南博物館(現河南博物院)運台文物,方才為史博館的典藏填入了骨肉。她解釋所謂日本歸還古物,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陸續歸還戰時劫掠自中國的文物。其中入藏史博館者計一百八十一件號,包括國寶〈曹天度造九層千佛石塔〉。至於河南博物館運台文物,則是在國共內戰期間從重慶防空洞撤出,以兩架運輸機空運來台的一千零八十六件號河南文物;這批主要來自於新鄭李家樓及輝縣琉璃閣的古物當中,最受到矚目的莫過於國寶〈獸形器座〉、〈金柄桐短劍〉與〈蟠龍方壺〉,而洛陽唐墓出土的唐三彩和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也是不容忽視的存在。

此件在1923年於河南新鄭鄭公大墓出土,為河南博物館舊藏文物,1956年經教育部撥交予史博館典藏,2011年指定為國寶。
史博館由日本歸還古物、河南運台文物展開的典藏,在往後七十年間逐漸增長。值得注意的是,賴貞儀指出了史博館典藏的另一特點:「許多重要藏品都是撥交而來的。」根據史博館2024年年報統計資料,館藏來源中,以接收政府機關、機構等單位撥交的文物佔最大宗(44.4%)。譬如1959年入藏的國寶〈皇明監國魯王壙誌〉、1968年入藏的四十二件常玉油彩創作,乃至於同在1986年入藏的郭有守舊藏一百廿三件張大千作品和吳頌堯舊藏五十二件席德進素描與水彩作品等,分別是撥交自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教育部,以及總統府的時代風雲個案。由此可見,保管、維護國家文物是史博館重要的工作之一,這些文物充盈了史博館的典藏,讓其得以發揮博物館的功能,同時也反映其做為國家「文化寶庫」的角色。

廖繼春 幻想 1967 油彩畫布 89×115cm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的脈動
賴貞儀說明史博館做為國家文化載體與社會教育場域,自立館以來的工作始終具有跨越傳統與現代雙軸線的面向:「一方面以歷史文物為基礎,體現歷史文化的延續;另一方面以展覽與美術典藏,推動現代藝術的發展。」後者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1957至1973年間代表國家名義,連續選送作品參展第四屆至第十二屆巴西聖保羅雙年展的經驗。當年曾登上聖保羅雙年展舞台的部分展品日後亦加入史博館的典藏行列,其中席德進的〈賣鵝者〉、吳隆榮的〈火雞〉、林克恭的〈組合1971〉和陳庭詩的〈平旦(乙)〉等作經過修護後,近期於典藏組策畫的「文物默默.歷史MURMUR─典藏臺灣美術作品修護展」(展期自9月25日至11月9日,以下簡稱「文物默默」)一齊亮相,綿延光彩。

除了聖保羅雙年展之外,賴貞儀還分享史博館典藏的畫作中,許多曾經於1950年代中晚期至1970年代遠赴海外展出。舉例來說,廖繼春的〈幻想〉、曾培堯的〈生命6814〉和陳其寬的〈廟島〉這三件藏品,在1969年史博館於馬德里當代藝術博物館(Museo Español de Arte Contemporáneo,現馬德里索菲亞王后國立藝術中心〔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辦理的國際特展「中國當代美展」同台登場;林燕的〈母與女〉和顧重光的〈1973-011〉,是史博館於1973年在巴黎推出「中華民國現代藝術展」的展品。趁著廖繼春的〈幻想〉於「文物默默」展出,賴貞儀特別講述其被再發現的事跡:該作過去多年前以字跡模糊的殘損舊標籤登錄畫題為「割麥」,直到揭開畫作進行修護,才透過畫作背面舊內框縫隙間的「中國當代美展」(Exposicion: Contemporáneos Chinos)參展標籤,確認作品的英文命名是「Fantasy」,並就此更正名稱。(全文閱讀607期藝術家雜誌)
【12月專輯│史博館.七十年的淵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