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逃逸來開創平行時空
第十三屆柏林雙年展「傳遞逃逸者」
曾經住過柏林的人或許都知道，柏林市中心有為數不少的狐狸，雖然不一定能很常見到，但是住得夠久就一定會與狐狸相遇。遇到狐狸的那個瞬間，時間像是凍結一樣，等到回過神來，才意識到那短暫的「相會」。同時，柏林的狐狸有著不一樣的傳說，最常見的說法是：遇見狐狸，表示最近會很幸運。
藉由柏林市中心狐狸的大量出現，做為第十三屆柏林當代藝術雙年展（以下簡稱「柏林雙年展」，展期至9月14日）「傳遞逃逸者」（passing the fugitive on）的出發點，為探討「逃逸性」（fugitivity）提供了獨特的切入方式。狐狸做為一種介入都市生活的非人動物，其存在被詩人描述為一種「在場的經驗」。這不僅僅是偶遇，而是一種在場的旋轉與停留，一種在狐狸出現的時空中暫時延宕自我。在這樣的相遇之中，得以面對「他者」的真實，但不必急於進入慣性的聯想鏈條或陷入既定偏見。此種相遇，並非關乎人類是否能投射自身於狐狸之上，也非尋求一種擬人化的認同，而是在此過程中打開一種與狐狸共處的平等場域，甚至是一種暫時的倫理共存。
第十三屆柏林雙年展策展人薩莎．科拉（Zasha Colah）將「逃逸性」做為核心策展概念，探討藝術作品在面對結構性、合法化的暴力時，所展現出的文化自主性與自我規範的潛能。這種逃逸並非消極的逃避，而是如狐狸般靈活遊走，穿越法律與社會秩序的縫隙，挑戰不公的制度與語言規則。這樣的逾越，能在一則幽默笑話中隱約顯現，有時也能在藝術作品瞬間閃現的意象中被捕捉，成為短暫但深刻的顛覆性力量。做為雙年展的策展概念，在實踐層面也展開兩個重要向度。首先，質疑並試圖鬆動「少數」的概念。當前的身分政治常以各種標籤將藝術家分類，如原住民族、遊牧者、旃陀羅⋯⋯，這些分類表面上是賦權，實則容易陷入族群之間的彼此競逐，卻始終無法使之與所謂「主流」達成真正的平等位置。本屆策展人科拉企圖重新打開有尊嚴的對話，修復被割裂的文化流動路徑。透過這次雙年展在四大展區布局的展示方式，對觀者來說，這樣的不平等顯而易見，而這或許反映出當代藝術場域長期對平等發聲權利的漠視。其次，本屆雙年展拒絕預設藝術作品應具備的形式、應發生的場域及其被觀看的條件；相反地，選擇承認藝術作品的模糊性與難以被立即解讀的特質，即便這些作品來自於我們熟悉的文化脈絡，並將策展人、觀者的「迷盲」──對於藝術語彙的不熟悉視為開啟思考的起點，藉由擁抱未知與不確定性，希冀重新建構我們與藝術、他者、世界相遇的可能性。
竄逃地點──索菲安劇院
索菲安劇院（Sophiensæle）位於柏林前工匠協會大樓（Handwerkervereinshaus）內，該大樓約莫在1904至1905年建造而成，坐落於柏林最古老的街道之一，這條街道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柏林工匠協會（Berliner Handwerkerverein）成立於1844年，是一個特殊的工人教育協會，其宗旨在於培訓學徒工匠，幫助他們準備大師級工匠考試，成為工匠大師，同時也提供文化和政治教育目的使用。在1910年代、1920年代，這座建築開始被用作革命左翼的聚會場所，1918年，斯巴達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在此舉行首次公開會議，索菲安劇院也緊鄰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後者的總部直到1925年一直設在羅森塔勒大街（Rosenthaler Straß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柏林，德國共產黨所使用的所有場所中只有索菲安劇院得以保留。納粹獨裁統治期間，強迫勞動工人在節慶廳（Festsaal）製作納粹傳單。在德國民主化之後，馬克西姆．高爾基劇院（Maxim Gorki Theater）曾經將這些房間用作工作室。1996年，索菲安劇院由夏莎．華爾滋（Sasha Waltz）、約亨．桑迪格（Jochen Sandig）、喬．法比安（Jo Fabian）與德克．切斯拉克（Dirk Cieslak）共同創立，是一個由藝術家為藝術家打造的免費劇院，這個劇院一直延用至今。
走入古老的劇院裡，廣播的聲音傳至耳中，阿莫爾．K．帕蒂爾（Amol K Patil）的作品〈激烈的演講〉中，一台收音機播放著激情四射的演講，但隨收音機聲音的清晰度漸低，說話聲像是一團煙霧。印度思想家安貝德卡（Bhimrao Ramji Ambedkar）、社會主義革命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以及「工人運動」本身，都與藝術家設置在牆上的影像彼此呼應，一場社會政治行動在這幽暗寬敞的區域就此上演。
帕蒂爾在BDD Chawls、也就是孟買與英國政府在1925年所建立的貧民粗工專屬住宅區附近長大。他對聲音和街頭運動的熱情，可以追溯到他對BDD Chawls交織喧鬧生活的熱愛，BDD Chawls也是印度獨立運動中印度憲法的發源地。帕蒂爾的父親是工廠工會成員，創作過實驗戲劇，這些戲劇在1980年代專為工會成員演出；而藝術家的祖父創作了Powada（一種口語或說唱形式，類似饒舌），以記錄安貝德卡反抗印度政府一直以來實施種姓制度的陋習。儘管官方在1947年獨立後廢除種姓制度，但基於種姓制度的社會等級、階位歧視，在當今的印度依然存在。他的作品〈激烈的演講〉試圖用藝術讓這個弱勢社區的聲音再度被社會聽見，並展現他們的想法與訴求。
〈全國乞丐大會〉最初由緬甸著名喜劇演員、導演兼激烈的軍政府批評者札哈納（Zarganar）於1987年創作並演出。這部全由男性演員出演，時而詼諧幽默、時而滑稽的喜劇曾演出過數十次，並成為一場緬甸革命中的歷史性事件，其影響至今仍縈繞在觀眾的記憶中。演員們將幽默視為盔甲，挖掘集體心理，將社會和政治評論清晰地表達出來。札哈納的演出如俄羅斯娃娃般，巧妙地運用肢體和諧音幽默，將演出地點設在仰光（2005年之前一直是緬甸首都）市政廳前，層層疊加，層層惡搞。他以辛辣的諷刺嘲諷了尼溫將軍（Shu Maung）領導的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BSPP），揭露該黨的軍事等級制度、失敗的教育體系以及災難性的經濟政策，導致緬甸軍政府不得不向國際「尋求援助」。其中一場演出恰逢軍事議會會議，演出結束後，喜劇演員們立即被捕，並被關押在審訊營三天。
本屆柏林雙年展將〈全國乞丐大會〉帶到柏林米特區歷史悠久的索菲安劇院再度重演，這次由梅傑．諾姆（Major Nom）進行演出，他在緬甸2021年政變後為「公民抗命運動」籌款，並差點遭到逮補，這場運動勇敢地團結了社會各階層、擾亂了軍事行動，並引發全球關注。諾姆透過〈全國乞丐大會〉諷刺了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國際發展部門以及時下全球領導人腐敗的極右派思潮，同時，諾姆在這次演出中只邀請酷兒與女性演員，讓札哈納的〈全國乞丐大會〉更因應時勢。（全文閱讀603期藝術家雜誌）
【8月專輯│柏林雙年展＋利物浦雙年展＋瀨戶內國際藝術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