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的文化全球化––專訪國立故宮博物院年度特展「無界之涯」策展團隊

　文化的交流也同人類社會的歷史一樣古老。人類千百年來不停地遷徙，也就標識著不停地在進行交融與涵化（acculturation）。人類的「存異」與「求同」幾乎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吳錫德，〈漫遊於想像之境〉，2003

　提到文化交流，總有說不完的故事。我們可以從單一器物的身世回溯時代風尚，也可以從個別人物身上探得大環境的生活局勢；可以透過圖書文獻的字裡行間梳理時空條件，也可以跟著地圖的圖面內容想像地理狀態。近期，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推出的年度特展「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以下簡稱「無界之涯」），便是這樣一個讓人在周遊於不同藝術類型的歷史文物之間，覺察16世紀大航海時代下東西方文化彼此接觸、相互交流關係的場域。在故宮副院長余佩瑾擔任總策展人的領銜下，以海上航行做為敘事主舞台的「無界之涯」匯集器物、書畫、圖書文獻三種類型專長的研究人員組成策展團隊，以「大海的時代」、「不期而遇」和「多元新貌」三個單元陳列來自故宮及國內外十二間館所的近一百七十件展品，共同演繹、述說16世紀的全球化現象。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覽名稱「無界之涯」由故宮院長蕭宗煌命名，其突破疆域、領域邊界的意涵既貫串展覽主題內容，也對應策展團隊跨處室共同激盪的合作型態，更隱含透過多元展演活動來破除故宮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感的期許。

左起「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策展團隊成員蔡君彞、總策展人余佩瑾、策展團隊成員蘇峯楠於展場入口合影（攝影：羅珮慈）

　「無界之涯」策展團隊成員余佩瑾、蘇峯楠與蔡君彞在12月1日接受《藝術家》雜誌專訪。對於策展工作，余佩瑾表示每一次展覽推出之後再回頭看策展過程的團隊交流經驗，都會再發現可以努力的方向，而這便是策展工作吸引她不斷操作下去的地方。事實上，「無界之涯」的源起即來自2021年「航向天方─十五世紀的伊斯蘭印象」的展後檢討：「我們思考大眾對故宮展覽的期待，其中，從交流的角度來詮釋文物這點被寄予厚望，而這也是故宮在策展時亟欲從原來的傳統脈絡裡突顯的角度。」她進一步肯定不同專才的策展成員之間的合作總是能夠衍生更多的想像與推展空間，各方人才對於文物的想像均有所不同，使得文物在多元視角的切入探究下，逐漸被建構其豐富的故事脈絡。

　呼應「無界之涯」對「交流」的強調，蘇峯楠認為策展工作本身便具有多面向的交流，「除了是策展人藉此機會與文物之間有深入的交流之外，策展人也透過場域空間讓文物與觀眾產生交流，讓文物有機會現身向觀眾講述自身的故事」。因此，策展團隊總是不斷思考如何安排敘事線、經營空間情境，讓文物在適當的位置粉墨登場。

海圖（局部）　約1560年代　30.5×2081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於「大海的時代」展區一景
（圖版提供：國立故宮博物院）

　蔡君彞則以導演、演員、舞台比喻策展人、文物及展場。在參與策畫的過程中，她回顧了過去曾舉辦的相關展覽，試圖從既有的脈絡裡梳理出新的思路；她坦言此次展覽聚焦的時代和主題內容拓展了自身學識涵養涉略的領域，刺激她從東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思考故宮院藏的書畫破除朝代時序和疆域後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及產生的影響，獲益良多。

　16世紀的全球交流牽涉的層面相當廣泛，蘊含許多複雜、有趣、鮮活的故事。然而有鑑於16世紀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率船隊經麥哲倫海峽航行全球一周的事蹟，「無界之涯」策展團隊將展覽範圍聚焦海路相關的討論，並在展場的敘事安排上，以被選為展覽入口意象的〈最新太平洋圖〉做為第一件展品，透過這件第一張描繪太平洋的出版印刷地圖誕生的背景──麥哲倫環球航行以及16世紀歐洲人積極到海外探索，展開大航海時代下的交流軌跡。蘇峯楠進一步解說〈最新太平洋圖〉：「荷蘭製圖師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在圖面上繪製了一些裝飾性圖案，例如麥哲倫船隊中的一艘克拉克帆船：維多利亞號（Victoria），船首可見一位手持棕櫚葉的勝利女神。地圖上的文字均為拉丁文，其中有一段詮釋維多利亞號故事的詩句：『我首度繞行世界，用我飛揚的船帆，由你，麥哲倫，為我在未知的海域導航。這趟旅程，給予我「勝利」的名號。如今，我的風帆是我的翅膀，我的榮耀是我的獎賞，我的戰場是海洋。』奧特柳斯用一種比較文學性的方式想像自己就是維多利亞號，表現其雄心壯志。」

亞伯拉罕．奧特柳斯〈最新太平洋圖〉局部：維多利亞號
（攝影：羅珮慈）

　在余佩瑾看來，〈最新太平洋圖〉的文字反映出當時冒險犯難的歐洲探險家的人文思維，即「對於海洋探險，他們懷抱的理想是克服大自然，發現世界更遠的地方、更大的世界」。這點是余佩瑾欲在此次展覽特別點出的「浪漫想像」──認識世界或了解世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全文閱讀584期藝術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