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視角──動物的「在場」不應是藝術展覽使用動物的原罪​

　2017年，一場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的展覽，由於涉嫌虐待動物，引發海內外的輿論及抗議聲浪。這場名為「世界劇場——1989年之後的藝術與中國」的中國當代藝術回顧展中的三件作品，皆以動物做為創作元素，而因此受到超過七十九萬人的連署反對。最終，美術館以遭受威脅為由，選擇在開幕之前將三件作品撤下。
　2007年10月，一位藝術家將一隻街頭流浪狗鏈在尼加拉瓜科迪切美術館的展場中。這件「作品」由於未提供動物飲食等任何照料，據說造成狗的死亡（又有一說是狗自行逃走），使得這場展覽飽受輿論譴責，然而，藝術家辯稱作品意圖展現的，正是街頭流浪狗餐風露宿的生活處境，指責觀眾沒有透過行動介入，實為共謀者。從該藝術家的視角來看，類似的創作旨在將社會問題移置到美術館中，要求參觀者面對道德選擇的困境。然而，對更多民眾而言，藝術家和美術館所進行的，乃是對動物不可容忍的公然虐待。
　面對動物生命，每個人的道德尺度及敏感度存在一定差異。然而，倫理學家也提出疑問：從流浪動物到屠宰廠房，需要多遠的距離，我們才會停止對動物生命的關懷？當代藝術展覽使用動物的情況不在少數，時而引發民眾對於使用動物是否合理、是否涉及虐待的質疑。本文嘗試分析，當代藝術創作中幾種經常受到批評的動物置入／使用，簡述動物倫理學強調倫理關係的普遍性及規範性。最後，以動物權哲學為代表的不同流派觀點為出發點，思考利用動物進行藝術創作的問題。

藝術創作中的相關爭議​
　為什麼藝術活動經常成為動保批判的對象？如果說，「美術館中的流浪狗」案例，屬於公然的虐待及傷害，已經觸犯公眾的道德底線。那麼，絕大多數使用動物的藝術作品引發的爭議，多可見於以下幾種情況。

2.動物利用：未經反省的宰制關係

　中國大陸藝術家吳高鐘在作品〈五月二十八日誕辰〉裡，購買了一頭牛屍，透過藝術家藏身於其中，再破身而出的表演過程，展示「另一次的誕生」。使用動物屍體，或是為了藝術創作而造成的動物犧牲，在中外皆屢見不鮮。2011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就曾出現莫瑞吉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使用兩千隻鴿子標本布滿主展廳的例子。此類之作品中的動物，早已被物化，藝術家只要有經費或手段，就可以任意剝奪的動物生命。動物及其身體可以被任意地剝奪和擺佈，其反映的正是最典型的人對動物的宰制和不經反省的利用。

3.生命機理：動物福利未能滿足

　古根漢美術館事件中，備受爭議的孫原和彭禹作品〈犬勿近〉，是一個長達七分鐘的影像紀錄。這件作品共使用了八隻美國比特犬，分為四組使之兩兩相對，被拴在跑步機上。這些比特犬不斷地嘗試奔向對方，卻始終無法觸碰彼此，直到精疲力竭。另一件引發爭議的黃永砅空間裝置〈世界劇場〉，則在一個造形特殊的籠中放入爬行動物和昆蟲，在展期當中，這些動物會互相吞噬，藝術家還會不斷「補充」動物，展示所謂的「弱肉強食」的過程。
實際上，展演動物議題的一般性動物福利原則，同樣可以適用於藝術作品中的動物使用。20世紀下半葉，英國出於對農場動物的保護評鑑而制定的動物福利「五大自由」，包括「能表現大多數正常行為模式的自由；免於飢餓、口渴、或營養不良的自由；免於不適與庇護不足的自由；免於疾病或傷害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等。在動物倫理日益受到重視的當代，「五大自由」已成為動物保護領域的基本共識。時至今日，關注動物心理健康及對生命的積極體驗，則是動物福利科學的發展趨勢。由此來看，將動物強行置於人為環境，在藝術家設定的情境之下，動物之間或是捕食或是爭鬥的情況，都難以稱作是動物的「自然表現」。就此二者涉嫌虐待或無視動物福利的匱乏而言，創作者難辭其咎。
回顧幾種常見的爭議，其遭受指責的主因，表面上可能在於觸犯社會禁忌，例如展示殺戮、動物互相捕食，或是展示屍體等，其更根本的問題則是對動物生命的物化。在缺乏對動物的基本尊重時，藝術家干犯眾怒，卻未能對動物生命進行更多思考。實際上，這些作品或是單純使用、展現動物（或其屍體），或是利用生命的機理或本能，將動物當作是藝術家展現其觀念的手段，不僅沒有提供關於生命的複雜性展現之機會，也缺乏藝術想像，更多地反映了社會將動物邊緣化、將動物視作「物」的偏見和習慣。（全文閱讀513期藝術家雜誌）　

黃永砅　世界劇場　1993　木頭和金屬結構、暖燈、電線、活的昆蟲和爬蟲類　150×270×160cm，古根漢阿布達比分館（Guggenheim Abu Dhabi）藏 ©Huang Yong Ping／莫瑞吉奧．卡特蘭　他者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