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遺址的摩登與創傷
紐約MoMA南斯拉夫建築展
今夏的紐約MoMA吹起文學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城市探索之風,無論是已故剛果藝術家巴蒂斯.伊塞克.金格勒茨(Bodys Isek Kingelez)的「夢想城市」,或是近期上檔的大型展覽「混凝土的烏托邦」,都在探討「看不見的城市」和那些「看不到的景觀」。「沒有模型,則人不會有標的。不能打造模型的國家是一無所知的。」金格勒茲堅信抱持對城市的具象實踐是必要的,他以瓦楞紙、塑膠板、易開罐等素材精心製作的城市模型,以鮮明的色感和強烈的幾何線條,精煉了對於剛果未來的城市想像──豪門華廈、百貨賭場。然而,美術館空間的另一端,浮出了南斯拉夫1940至1980年代的建築奇觀,「混凝土的烏托邦:南斯拉夫1948至1980年代的建築觀」(Toward a Concrete Utopia: Architecture in Yugoslavia, 1948-1980)是美國境內第一檔完整梳理南斯拉夫國度存在45年間建築史的大型展覽。那些看得到的景觀,對照「作者已死」的南斯拉夫,卻漸漸幫助我們梳理出一座「看得見的城市」。

波黑地區的戰爭紀念碑,此碑為紀念二戰期間的蘇捷斯卡之戰勝利。 Miodrag Živković, Monument to the Battle of the Sutjeska. 1965-1971, Tjentišt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Photo: Valentin Jeck, commissioned by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2016
西方圖地之外的建築史
人類對理想城市的描繪,古今所在多有,而建築無疑是承載時代精神的一種介面。在20世紀的一次世界大戰後,絕望似塵土飛揚,古典和文明對世界帶來的是戰爭和毀滅,人們開始對新世界重新進行校準,在建築上,西方以包浩斯(Bauhaus)為首,旨要解決空間居住的功能性,翻轉傳統建築審美下不宜居住的元素,於是對原料和實用性的展現成為包浩斯的發展梗概,垂直的鋼骨、簡約、幾何的泥筋構造,成為了西方國家直至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風潮,然而之後的「反現代主義」,則是在既有的現代主義下的簡明設計中反叛,將拼貼、豔色等手法加入解構主義的概念,一改現代主義的簡樸氣質,1960年代後自哲學觀點切入的國際情境主義(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風行,擅長將建築的框架導入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概念,主張讓日常生活毀棄,轉而建構超越資本主義的「景觀」(spectacle),於是屬於西方的巨型建築應運而生,如著名的「新巴比倫」、「空中城市」等。西方的建築史理路有軌跡可循,然而,另一個時期的東歐建築景觀卻是團團迷霧,因為缺少長期的國際關注而消隱於世界。在1950至1970年代,西方世界的建築文化在藝術、設計脈絡和產業背景發展下,逐漸有了當代的典型梳理,但若回望南斯拉夫那20年的建築史,許多建築師仍然毫無頭緒於南斯拉夫建築如何在虛空中拔地而煉成。

左圖 現今位於克羅埃西亞的「人民起義紀念碑」,共12層樓高,是為了紀念300名曾經於當地政權顛沛之亂喪生的塞爾維亞人民。 Berislav Šerbetić and Vojin Bakić, Monument to the Uprising of the People of Kordun and Banija, 1979-1981, Petrova Gora, Croatia. Exterior view. Photo: Valentin Jeck, commissioned by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2016; 右圖 堅寇.康斯坦汀諾夫設計的「電訊中心」,位於馬其頓共和國境內。 Janko Konstantinov, Telecommunications Center. 1968-1981, Skopje, Macedonia. View of the Southwestern Block façade. Photo: Valentin Jeck, commissioned by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2016
失落在南斯拉夫的創傷碑體
「混凝土的烏托邦:南斯拉夫1948-1980年代的建築觀」展出400件繪畫、模型、攝影和錄像,以及來自私人收藏的珍貴借展作品,展覽規畫為四個主題區域,「現代化」(Modernization)、「全球連結」(Global Networks)、「日常」(Everyday Life)與「身分認同」(Identities),每個區塊皆傳達南斯拉夫建築文化中不同面向的設計切入點和空間闡釋。本次展覽細緻地以兩道主題軸線展開敘事脈絡,一為「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矛盾張力」,二為「普世性社會主義的理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之際,傳奇人物狄托(Josef Broz Tito)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建立了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的社會主義之路,他提倡「不結盟運動」,雖然並非正式的組織聯盟,卻強烈地主張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不走西方列強的路線,也不皈依蘇聯的社會主義,在境內多民族的國土中,狄托凝聚了國人不同族裔的民族精神,而他深切認知建築將作為宣揚精神最為熨貼的載體,在南斯拉夫境內腹地廣建紀念碑和相關建築,那些鋼筋水泥、乖張奇形的量體型態,具有濃烈未來主義風格的傾向,像一尊尊有機體般地坐落於山間和平原,為捐軀的士兵祈禱、為犧牲於戰事的人民哀悼,南斯拉夫的群碑以各異的形態昭示共同的精神──「縱然我們各自不同,但我們追求的理想生活卻是相同的。」巴爾幹半島上長年燃燒著多民族相爭的野火,狄托透過碑體所創建的理想國,是建築史上既殤且絕美的一章。

紐約MoMA「混凝土的烏托邦:南斯拉夫1948至1980年代的建築觀」展場空間 Installation view of Toward a Concrete Utopia: Architecture in Yugoslavia, 1948-1980,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July 15, 2018-January 13, 2019© 2018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Photo: Martin Seck
機制的協作形塑美術館的現代精神
紐約MoMA近年積極審視過往展覽中,忽略了應當探討與挖掘的「現代性」和「全球觀點」。透過本次展覽對南斯拉夫的貼近觀察,我們得以驗證建築如何在昔日被南斯拉夫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式南斯拉夫」的共同記憶和集體認同,甚至是一道對多元種族共產制度的想望──「多元種族」、「生存需求」、「理想國」,這些何嘗不是屬於現當代的課題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