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私語─藝術家七戶優

東京私語

藝術家七戶優

 

　走進七戶優在東京多摩的工作室，就像走進他未完成的畫作中，帷幔遮住部分牆面，椅子上坐著他自己製作的人偶：神情木然的女孩或男孩；老式沙發、縫紉機、座鐘和落地燈彌漫著大正、昭和年間的西洋風，對於1959年出生的七戶優而言，這些物品恐怕一直都在延續他的童年記憶，以及更遙遠的歷史畫面。 　這裡是一座獨處的、幻想的戲劇化空間。它被暴露在我們的目光裡，幾乎出於無奈，寡言的七戶優大概禮貌地忍受著他人的入侵吧。平常時他會沿著多摩川河灘騎自行車而來，到這裡做他的白日夢，或者依照他的說法：重寫自己的童年。

 

　作家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在《創造日本》中論及，大正年間，東京洋溢著一種輕佻間或虛無的享樂主義精神，由之而生的文化被概括為色情的、獵奇的、無意義的──那是許多日本人眼中的黃金年代，也就是從那時候起，如伊恩．布魯瑪在書中所述：「個人主義發展到了孤芳自賞的程度，記錄作者點滴心緒、被稱作『私小說』的日記體文學紅極一時。藝術家們已經全然拋棄明治時期的一腔理想主義熱血，一心探索浪漫愛情和黑暗情慾的極限。」我從七戶優這裡依稀看到那個年代的元素，但這未必出自他明確的繼承，因為歷史可能已經融入其潛意識。

　七戶優經歷的戰後日本處在經濟迅速崛起的時期，到了1980年代，一切都已經高度秩序化，他的說法則是：「已經沒有可以與之鬥爭的東西了。」他放下了前衛立場和改變社會的執念，轉而營造一處「私語」的空間，這種軌跡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明治時代走向大正時代的變遷過程。當然，不同的年代有著不同的體驗和表達，而在七戶優的表現手法中，私語或者私敘事不再採用第一人稱，而是經由人偶這一客體來轉述。

　很難從一種文化的外部來破譯它的審美心理之謎，譬如，何以人偶，尤其是稚氣形象的人偶，構成了日本的集體迷戀？田淵晉也也許能提供一些解釋，他在《縫紉機、蝙蝠傘邂逅於手術台：現代藝術新解》一書裡，溯及杜象、畢卡比亞（FrancisPicabia）、傑利訶（Théodore Géricault）、漢斯．貝爾默（Hans Bellmer）等人的作品，以證實機械樣式的藝術構成了現代藝術極重要的鏈環，並引述布魯東所說：「19世紀的人們曾被『廢墟』震撼了心靈，而20世紀的人類將因『人偶模特兒』而感動。」依照我的理解，這所謂的感動，應該就是移情吧。在機械文明的社會裡，人的角色設定也高度機械化了：喪失了歷史感，人性的複雜面被抹平乃至泯滅；另一方面，相對於櫻花般易逝的生命，人偶則可以拒絕成年的墮落與死亡，彷彿櫻花永遠盛放在屏風上──日本人或許尤其敏感於此，他們從人偶上發現了鏡像式的自我存在，並且放大、強化這條現代藝術的鏈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