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藝術、科學與世界觀的衝擊──巴黎奧塞美術館「世界的起源：19世紀自然的發明」

19世紀的藝術、科學與世界觀的衝擊

巴黎奧塞美術館「世界的起源：19世紀自然的發明」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法國所有的藝文場所經歷一年來的封城閉館後，終於在今年5月中旬重啟。巴黎奧塞美術館也終於迎來這檔原先預計在去年開幕的特展――「世界的起源：19世紀自然的發明」（Les origines du monde. L’invention de la nature au XIXe siècle，以下簡稱「世界的起源」）。

 

　若要思考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便不能忽略19世紀，這時西方社會除了正在經歷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變化，科學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展開。此時的人類見證了自然科學的空前發展：對土地、植物和動物的考察擴展至全球各大洲，揭示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地質研究發現地球上超越人類所認知的時代還要更久遠的遠古時期，對化石的研究更揭示古老生命的存在與物種的滅絕。正是在這個世紀，出現了生物學、古生物學、有機化學、生理學、地質學、細菌學、人類學、生態學等專業的學科領域，而更重要的是，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徹底顛覆當時人們對自己與世界的理解，也讓西方長久以來相信的基督教「創世論」被科學所撼動。

 

　要了解這個劇變的世紀，並非只能從歷史文獻中回顧，也可以在彼時的藝術與視覺文化中找到許多相應的回響與體現。為此，巴黎奧塞美術館邀請神經與科學歷史學家蘿拉．波希（Laura Bossi）擔任總策展人，與奧塞美術館的策展團隊，加上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MNHN）的支援與合作，追溯19世紀科學發現的重要里程碑，以及這些科學新發現對藝術與視覺文化帶來的影響與改變。

   

序篇：創世紀，世界做為人類的花園
　「世界的起源」展覽一開始的序言篇回顧西方猶太教與基督教世界中的起源神話。根據《聖經》記載，上帝以六天的時間創造世界，人類的始祖亦在此時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創造出來。在伊甸園中，亞當是唯一擁有語言的生物，命名了各種動物的名字。

 

　文藝復興時期以後，人們在文獻檔案中對動植物的精確描述逐漸提昇，王公貴族與人文主義者也開創「珍奇櫃」（cabinet de curiosités）的收藏，甚至開始從異地帶回許多歐洲未知的物種。這些收藏品，還有犀牛、長頸鹿等非本地原生動物新奇的模樣皆曾被藝術家逐一記錄下來。

   

　隨著時間推移，日漸豐富的收藏愈來愈需要系統化的統整。18世紀的瑞典博物學家卡爾．馮．林奈（Carl von Linné）提出物種二名式命名法（兩個拉丁名稱的組合）和分類綱、目、屬、種的體系；同是活動於18世紀的布馮伯爵（Comte de Buffon），於1749至1788年完成卅六卷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巨作。

 

　同時，人類對於礦物、植物和動物的蒐集、盤點、描述與分類，似乎重申了《聖經》中亞當對動物命名的姿態，並將新世界攜回的物種放入基督教「創世論」的軌道之中。直至此時，世界都被認為是一個以人類為中心、為人類而創造的「花園」，如同人類擁有它的使用權和管理權一般。

   

世界的探索：物種多樣性與遠古時代的發現
　18世紀時，少數科學家便開始與航海探險家一起出發到外國異地進行踏查研究。到了19世紀時，歐洲的科學家與藝術家，如查理―亞歷山大．勒蘇爾（Charles-Alexandre Lesueur）爭相投身於海外探險、研究紀錄與製圖。不少經由探險之旅帶返回國的動物進入自然史博物館、動物園，溫室和植物園種植具異國情調的植物，甚至人們也開始對水族館與海底的世界充滿好奇。此時已知的物種數量呈現爆炸式增長，以致早前18世紀原有的物種固定性分類已然不足以解釋19世紀時發現的生物多樣性。而自然主義畫家、動物畫家，以及不少受到亞歷山大．范．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地理學啟發的風景畫家，紛紛將這些多樣性與新知納入他們的作品之中。（全文閱讀554期藝術家雜誌）

 

【7月專輯│從藝術再探人與自然的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