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特別報導│2018年泰納獎】
藝術與政治的課題—2018年英國泰納獎綜合觀察

藝術與政治的課題—2018年英國泰納獎綜合觀察

   

　兩年前，英國泰納獎因入圍作品只談論藝術、與世界缺乏聯結而飽受批評。2018年泰納獎再次回到泰德英國美術館（Tate Britain），卻沒有任何人做出類似的評論。關於邊境衝突、種族歧視、權力抗爭、人權、冷戰政治、後殖民身分、性別認同、難民潮、黑人民權……這是史上最具政治性的一次泰納獎。

 

　今年的當代藝術之風吹散了所有傳統媒材，入圍作品不見任何繪畫、雕塑甚至裝置，錄像、電影與動態影像（moving image）成為入圍者的主要媒材——獨立研究團體「法醫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整合各學科，以科技為世界伸張正義；那依姆．穆罕門（Naeem Mohaiemen）將長達一小時半的電影搬進美術館；另外還包含路克．威利斯．湯普森（Luke Willis Thompson）的16與35釐米影像，及夏洛特．普勞哲（Charlotte Prodger）以iPhone拍攝、長達卅二分鐘的錄像作品。

   

　此次泰納獎展場的布置，讓觀眾彷彿被邀請至一間研討室，在其中研讀與作品所探討課題相關的書籍。走進展間，可以選擇先閱讀文獻或先看作品，選擇走近哪位藝術家的作品則又是另一道難題，因為每處展間龐大的資訊量都將把觀者吞沒。官方建議的觀展時間為四小時，實則可能需要五小時才能看完所有影片、同時將影片中的資訊消化完畢。展場外另設有一座小型圖書館，「權力」、「能見度」與「真相」為其選書方向，並在四個月的展覽期間邀請其他當代藝術家針對各主題製作迷你刊物，以此做為對入圍作品的延伸發想，再次邀請大眾思考藝術與政治的關係：藝術在社會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社會對藝術家的責任又是什麼？

   

　做為全球矚目的當代藝術大獎，泰納獎始終將視野放在全球脈絡，期望每年入選的作品皆能激起關於當代藝術的有機討論。今年無論是入圍作品的內容或大眾的理解與觀點都是值得反思的關鍵，譬如，法醫建築的計畫是否屬於藝術或許已不那麼重要，但藝術家做為當今社會的最後工匠，即使無法再現真實，是否仍能繼續以中介者角色，在真實與記憶中萃取精華、為世界出一份力？湯普森的錄像作品自入圍以來備受大眾質疑，被批評「拿黑人的痛苦賺錢」，然而穆罕門對難民的處理何以便更為合理？抑或本屆得主普勞哲使用智慧型手機創作出〈BRIDGIT〉，為何焦點仍放在那人手一隻、垂手可得的攝影媒介？

   

　本屆大獎得主夏洛特．普勞哲的半自傳錄像作品〈BRIDGIT〉看似詩意、私密、置身於社會之外，實際上每一分秒皆具政治性。「Bridgit」之名的由來則是本片核心。Bride、Brid、Brig、Brizo of Delos、The Manx Breeshey、The Cretan Britomartis……這些全是「Bridgit」。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Bridgit最早可能只是簡單的「Bree」。這段歷史看似空穴來風，與其他文本毫無關聯，實為普勞哲對性別認同的思考。古代神靈因時間地點的改變而被發展出新的名字，代表持續變化的身分認同，促使藝術家反覆思考「社會標籤」的問題。一個名字可隨時空而變化，何以男生與女生仍是最普遍的性別分類？同樣關乎標籤，普勞哲不希望大眾將焦點放在她所使用的創作媒材，並稱她為「iPhone藝術家」，這與刻意將男生或女生、酷兒或蕾絲邊的標籤貼在他人身上並無差異。普勞哲使用過各種攝影媒材，智慧型手機只是她這兩年來創作的主要媒介，而iPhone是〈BRIDGIT〉的核心，它塑造了獨特的鏡頭語言，觀者在全然意識攝影者身體存在的視角下、在雜揉記憶與個人意識流中，跟隨主角尋覓她在世間的真正居所。

     

　創作廿年來，普勞哲藉由不同影像形式處理身分政治，這部錄像可說是她歷年探尋動態影像、酷兒身分的總和。〈BRIDGIT〉後半段，片中角色正在一座島嶼上閱讀桑迪．史東的著作——一本關於視覺系統、技術做為假體與無實體主觀的理論書，她說：「我坐在後花園裡，面向另外一座島嶼。在那個島上，有一群修女正在驅趕遊客，為的是準備為期四年的隔離靜修。」當多數藝術家走入街頭、加入抗爭，仍有一些藝術家選擇在寂靜中為自己發出最喧囂的聲音，普勞哲便屬於後者。〈BRIDGIT〉或許才是本屆最政治的一件當代藝術作品。（全文閱讀524期藝術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