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藝術達成紀念的多義
「記憶的再形狀─當藝術、歷史與公眾交會」側記
前言
歷史學家亨利．胡梭（Henry Rousso）在《維琪政府症候群―法國難以面對的二戰記憶》中關注法國社會在戰後對於過去在1940至1944年間親納粹的維琪政府這段不堪歷史的集體記憶，導向遺忘、壓抑，到重新檢視、直面傷痕，進而產生某種「執念」持續至當代的演變模式，以及其中發揮關鍵影響的傳遞媒介：創作（電影）和研究（歷史編纂）。書中的一句：「即使是以社會為範圍對記憶進行研究，記憶仍然像是由遺忘所組成的結構體。」特別深刻，雖然我對這個「結構體」的想像仍是抽象的。
當閱讀鄭安齊《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沃時文化出版），書中對德國二戰前後迄今紀念碑／物案例細緻的梳理、分析以及圖文編排，原本輪廓模糊的記憶結構體逐漸清晰起來。鄭安齊以紀念碑／物此一在德國公共藝術範疇製作傳統的核心母題與其設立工作所展開的文化實踐做為對象，著眼於這類帶有目的取向、以視覺與造形藝術為主要形式語言或媒介的人造之物，分析當中的意義生產和建構以及所牽涉的歷史脈絡。逝者已逝，人們所欲紀念歷史中的人、事、物皆無以能夠被重現，但如鄭安齊在本書序言指出那些「真正在思維當中浮現的，其實是當下的我們對於過去的『記憶』，形塑『記憶』之過程中卻必然有揀選與重構。」在這些揀選與重構的過程，也必然包含遺忘而導致不同的詮釋。那麼面對這樣的分裂，藝術參與其中時如何成為積極的作用？藝術家又如何回應「紀念」？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6月出版後，受到多方領域專家學者的肯定和推薦，作者並與各界展開一系列對談活動。本文側記台北數位藝術中心（DAC）繼7月初舉辦德國藝術家山謬．席格（Samuel Seger）「紀念碑應答」工作坊後，在7月23日「記憶的再形狀―當藝術、歷史與公眾交會」座談邀請鄭安齊與嘉義市立美術館館長、策展人賴依欣，以各自的研究與案例，提出關於記憶、歷史反思的不同思考面向。
鄭安齊×賴依欣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藝術總監陳湘汶在座談引言中，以席格工作坊參與民眾的例子，指出不同人（群）記憶之間的分歧。由此認知出發，鄭安齊首先分享本書研究的緣起，他在就讀柏林藝術大學脈絡中的藝術研究中心碩士期間，負責公共藝術與紀念地景課程的學者史蒂芬妮．燕德里西（Stepanie Endlich）帶給他的啟發尤為深刻。燕德里西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擔任柏林視覺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公共空間中的藝術辦公室首任專員的專業與實務經驗，讓他了解到紀念碑／物的設置，都不僅止關於其本身，而是更需要綜觀設碑前的背景脈絡以及設碑過程中評審和公共辯論的參與；同樣重要的，還有實地走入坐落在城市各處的紀念碑與紀念物所設置的場域，考察它們與社會整體、戶外公共空間和周遭居民、鄰近建築等公共設施的互動。而當時也正逢台灣《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立法院三讀通過（2017），遂使作者希望能透過研究德國紀念碑案例中對於「處理歷史」的漫長摸索，期能做為台灣未來相關工作的借鑑。
接下來鄭安齊簡述《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一書的架構：第一部「轉型之長路」從19世紀伊始依時序討論德國各時期特別是透過藝術與文化進行紀念工作的歷史和源流，理出脈絡；第二部「記得的方法」承接第一部的基礎，分析在時代的變遷中浮上檯面的未解議題，民間團體和藝術家由下而上的合作，以不同的紀念策略回應這些被忽略、遺忘的歷史；第三部「今日，未盡的總總」，探討時至當代仍熱烈激辯的紀念議題，例如殖民遺緒與解殖的方法。
鄭安齊補充，立碑的過程牽涉多方不同社會領域和專家的投入工作，包括歷史考掘、檔案資料的分析，再來還需要運動或倡議行動的宣傳以凝聚對立碑和紀念的共識，如此才能真正進入立碑的階段，而當立碑完成後，後續的教育推廣亦不可或缺，且不無可能遇到需要改動的情況。
在研究案例的過程中，鄭安齊注意到這種紀念碑和紀念工作的時態是持續進行的動態過程，不會因立碑動作的完成而終止。因為紀念碑的設置並不是為了反映史實，所顯現的是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政治目的，他在書中引用燕德里西所說：「紀念碑並不體現永久的真實，而是表達特定的與當下的時間結合的看法。」故紀念碑反映的更多是記憶的政治問題。（全文閱讀568期藝術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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