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祕象徵主義的玫瑰十字沙龍——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玫瑰十字沙龍，1892-1897」特展

　參與玫瑰十字沙龍的藝術家來自世界各地，包括比利時、芬蘭、荷蘭、西班牙、瑞士、英國、義大利，以及美國，還有音樂家華格納（Richard Wagner）、薩堤（Erik Satie）參與作曲。玫瑰十字沙龍成為當時重要的象徵主義藝術盛會，深受藝術圈矚目，既享名氣也受批評，如今這些歷史性的展覽也成為研究複雜的象徵主義的方向之一。

　本次展覽是首度在美術館舉辦19世紀末的沙龍藝術系列專題，由館方19世紀和20世紀初藝術策展人維維安．格林納（Vivien Greene）籌備，向觀眾介紹這個法國藝術史上的重要時刻。

「神祕的象徵主義：玫瑰十字沙龍，1892-1897」展場一景（Photo: David Heald）​©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2017​
 

象徵主義美學特色

　歐美象徵主義範圍廣泛，最初源起於文學運動，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惡之華》是文學上的重要指標，從對世紀末的不安與焦慮下出現，理想主義與頹廢風格並存。有許多知名作家參與象徵主義創新的散文與詩作，像是史戴凡．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亞瑟．韓波（Arthur Rimbaud）、保羅．魏爾倫（Paul Verlaine），以及1886年在法國《費加洛》報發表象徵主義宣言的尚．莫哈（Jean Moras）等。

　繪畫藝術上的象徵主義有許多不同的風格，不過細緻蜿蜒的輪廓線條、拉長比例的人物模樣、強調平面性的構圖，是共同的特色。不同的色彩和線條隱含多種情緒和感受。而創作主題經常與希臘羅馬神話、寓言、文學，或是宗教故事相關，並且以隱喻和暗示的手法、具有象徵意義的圖象，來表現靜謐、神祕色彩的性靈之美。皮耶．普維斯．德．夏畹（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和古斯塔夫．摩洛（Gustave Moreau）可稱是啟發象徵主義風格之先驅。
 

強調內在靈性之美

　基本上，在19世紀末基督天主教信仰與超現實神祕主義當道的年代，玫瑰十字沙龍鼓勵藝術創作從平凡日常的事物和主題中，尋覓更深一層的精神性意義。主辦人佩拉登是一個祕密團體的領導人，延續中世紀末期玫瑰十字會傳統，反對一切以描繪眼睛所看到的現實事物，也否定自然寫實主義、印象派以及新印象派。

　事實上，佩拉登所提倡的文化更新計畫，是對當時19世紀末樂觀主義的典型反動，不贊同一切傾向看重理性與硬科學，而完全無視內在精神的需求。象徵主義以及其他的神祕主義在科技進步的此時，皆見證工業生產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勞工機械化、過分擁塞的都會等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1890年代也歷經重大政治分歧，像是法國與德國的對立加深，表面維持和平的情況下卻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參加玫瑰十字沙龍的畫家和雕塑家尋求精神性的「理想」，遠離世俗現實，追尋「純粹」，這個概念是由象徵主義理論家亞柏．歐里爾（Albert Aurier）所倡議。這些藝術家不但拒絕藝術創作中的現實主義，亦在生活中崇尚直覺的感知、想像的情境，以及追求精神靈性的提昇。

　世紀末的巴黎是沙龍盛行的年代，當時以各種不同風格為主題的沙龍在各畫廊或私人空間舉辦。佩拉登的玫瑰十字沙龍也受到媒體報導，尤其於1892年的首次展覽，文學界的左拉和魏爾倫、藝術圈的摩洛和德．夏畹都出席參加開幕，該沙龍也留有展覽目錄。不過策展人指出，因為紀錄並不完全正確，所以為了要明確地再現所有展出資料，策展團隊花費許多時間研究文獻。例如佩拉登不邀請女性藝術家參展，但有女性藝術家以男性假名送作品入展。

　佩拉登向邀展的藝術家訂下他自己設立的規定：沙龍不接受歷史畫、室內靜物畫、風景畫、描繪動物的畫、海景或肖像畫，但強烈鼓勵以傳說、寓言、神話，以及文學故事為題材的創作。雕塑、素描、裝飾藝術均可接受，描畫想像中的神殿或城堡的建築草圖亦可展出。不過，其中的例外是他自己的肖像畫，本次展覽中有三幅佩拉登的肖像畫，由畫家亞歷山卓．瑟翁（Alexandre Séon）、尚．德維爾（Jean Delville）、馬塞藍．德斯布丹（Marcellin Desboutin）繪製，展現出佩拉登非常自信地做為精神領袖的模樣，這些形象其實也反映了佩拉登對自己的定位與期待。這個為時短暫的沙龍，最後因辦展經費不足，以及佩拉登強勢的主導個性而和其他藝術家相處不合，於1897年告終。

　希臘神話故事中奧菲斯（Orpheus）的故事經常成為象徵主義的表現題材。奧菲斯本身是一位詩人、音樂家，擅長演奏魯特琴。展出的大尺寸畫作，皮耶．亞美德．馬塞—貝侯諾（Pierre Amédée Marcel-Béronneau）的〈奧菲斯在地獄〉，描述奧菲斯下達地獄，試圖拯救婚禮當天被毒蛇咬傷而早逝的妻子歐莉蒂絲（Euridice）返回人間的情境。歐菲斯彈奏著魯特琴，以絕美悠揚的琴音與歌聲來到地獄，打動了冥王哈帝斯（Hades），交涉成功並給予奧菲斯一個帶走歐莉蒂絲的機會。畫中奧菲斯身旁幽暗的場景有骷髏之身、群蛇環繞在荒漠陰森的山壁險境。非常遺憾地，奧菲斯在即將回到人間之際，難忍想確定妻子是否真的跟著他的腳步的念頭，而回頭望了一眼妻子，卻打破了他與冥王的承諾，於是妻子只得再度墜回冥界。
 

　作品〈奧菲斯之死〉，是畫家尚．德維爾以自己妻子為模特兒而作。奧菲斯的頭浮在地中海的湛藍波浪之中，闔眼的面容秀美，事實上，這種結合男女面容的雌雄同體造型，也是象徵主義畫家偏愛的典型人物造型，代表理想中的完美形象。

　從展覽中也可看到作品中常見女性人物，通常分為「致命女郎」（femmes fatales），或稱蛇蠍美人，以外貌和手段誘惑男人；另一種類型則是相應的「脆弱女人」（femmes fragiles），用無助、惹人愛憐的形象吸引男人保護。例如，尚．德維爾1891年的〈墮落的偶像〉，以黑白色調的反差變化表現強勢的蛇蠍美人；費赫南．克諾普夫（Fernand Khnopff）的〈我自己鎖上我的門〉，則描繪清純少女獨自一人在房內，展現乖巧善良的模樣；亨利．馬汀（Henri Martin）的〈年輕聖者〉則強調女子單純聖潔的形象。

　玫瑰十字沙龍所展出的作品的另一特色是，畫中呈現無特定時間感的場景，呼應象徵主義畫家希冀追求的精神境地，超越時空的限制。象徵主義強調精神性的理念，與印象派著眼現實，直接描繪眼睛所見事物的作法相當不同。例如展出作品阿爾凡茲．歐斯柏（Alphonse Osbert）1892年的〈視界〉，便以朦朧不清的背景色調，模糊畫中女子所在的確切時間點。

　象徵主義畫風也深受15世紀晚期義大利早期文藝復興繪畫的影響，如亞曼．龐第（Armand Point）的〈報佳音〉，刻意延用宗教祭壇畫的構圖來呈現宗教故事。他1895年的〈傳說中的公主〉也以文藝復興時期的典型人物側身肖像畫，表現他對理想中女性純粹之美的追求。

　象徵主義追求精神上的藝術之美也啟發之後抽象概念的發展。20世紀的抽象藝術家，如康丁斯基、蒙德利安、克普卡（František Kupka）等，也均受到象徵主義和「神智學」（Theosophy）的影響，在創作中尋求神聖永恆的價值，以超越現實表面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