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種激進的攝影––克里夫蘭美術館「凱利．柯奈兒：獻給凱莉絲的相片」

想像一種激進的攝影

凱利．柯奈兒：獻給凱莉絲的相片

克里夫蘭美術館／2025年1月26日～5月25日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明室》，在冬園相簿裡尋找母親的容顏，從20世紀後半奠定了一種關於攝影的本真神話――在他那裡，攝影可以是人物曾經存在的憑藉，而人們可以憑藉照片，呼喚影中人物美好的本質，而這種凝視又同時提示著失去與死亡。對著螢幕的倒影，當代的觀者或許已然難以對攝影抱持著如此浪漫的想法，而是更明晰地意識到，攝影或許不是牽引人們重返回憶的道路，它是一片不透明的鏡面，投映著站在鏡面之前人們的慾望與想像。尤其在不對等的身分與性別之前，攝影者的慾望與想像，更可能遮蔽著被拍攝者的本真。那麼，又如何可能逃脫或改寫攝影的命運？如何從巴特神話之下，攝影主體對於客體絕望而孤獨的凝視裡得到解放？

   

　做為女性攝影家，凱利．柯奈兒（Kelli Connell）長久探索著性、性別、身分，尤其有意識地探索攝影師與模特兒之間的關係。透過女性與酷兒的視角，她的攝影作品對於攝影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互相凝視，以及權力關係提出不同於傳統的詮釋。在克里夫蘭美術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展出的「獻給凱莉絲的相片」這系列作品，她研究了身兼作家與模特兒的凱莉絲．威爾森（Charis Wilson，發音為CARE-iss）的散文，以及她的伴侶攝影師愛德華．魏斯頓（Edward Weston）。柯奈兒循著凱莉絲與魏斯頓旅行的軌跡，在相似的場景拍下她當時的伴侶貝特西．歐多姆（Betsy Odom），以及沿途的風景，為魏斯頓的攝影提出另一種屬於女性或酷兒的觀看視角。

   

　展覽並置柯奈兒創作於2015年左右的攝影與魏斯頓在1934至1945年在美國西部留下的人物與風景攝影，這段時間是魏斯頓與凱莉絲做為愛侶共同創作的期間，也是魏斯頓的攝影最為高產的時期。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展覽中展示的是魏斯頓的攝影，柯奈兒的作品並不以這位男性攝影家做為中心，而是選擇向過往被視為繆斯與模特兒的凱莉絲致敬。她顯然並不滿足於攝影者與被拍攝者之間傳統的權力關係，也並不滿足於將人物與風景美學化和浪漫化的做法。即便是重返魏斯頓曾造訪的路線、為貝特西與美國西部風景留下幾乎相同的影像，柯奈兒卻更刻意地放棄經營理想化的畫面，刻意地突顯生活中原始的片段，以及伴侶之間親密的日常細節。

 

　要探討柯奈兒的批判視角，就必然要先繞回凱莉絲與魏斯頓之間的關係。這段故事並不多麼新奇，如同多數男性藝術家和他們的繆斯女神，這對伴侶也維持著這種典型的傳統異性戀關係。繆斯啟發著藝術家，藝術家則透過創作留下她美麗的姿態。

 

　在遇見凱莉絲時，魏斯頓已然聲譽鵲起，從早期的畫意攝影主義（Pictorialism）時期，到中期以簡約與純粹的攝影風格為人所知。他在一場聚會中為凱莉絲的美貌所驚豔，在相識不久後邀請她為他擺姿，拍下許多能夠表現身體美感的近距離局部裸像。魏斯頓在十幾歲到卅幾歲期間，早已大量拍攝裸體肖像。這些相片鮮少呈現模特兒的臉，而是如同將身體放在解剖台上，精密地檢視它的線條、結構與比例。除了與他關係深厚的女性攝影家蒂娜．莫多堤（Tina Modotti）、當時的妻子索尼亞．諾斯科維雅克（Sonya Noskowiak）以及凱莉絲，魏斯頓顯然對他的模特兒沒有太多興趣，僅僅是將她們視為用以表現造形的靜物。

   

　在他與凱莉絲同居期間的1920至1930年代，魏斯頓經常在戶外為凱莉絲拍照，在沙丘上、泳池裡、在維拉德．納什（Willard Nash）露台上的土胚爐旁，都留下了凱莉絲的裸體肖像。1937至1938年，因為參與惠特曼《草葉集》的拍攝計畫，兩人在加州和美國西部進行長達八個月、橫跨廿四個州的旅行，他們在各處都留下了凱莉絲的身影。同時，凱莉絲則發揮她在寫作上的天賦，為魏斯頓撰寫古根漢獎金的申請書，幫助他取得攝影領域的第一個獎項，並且為他撰寫許多發表在攝影雜誌上的文章，以及攝影集《與愛德華．魏斯頓一起看見加州》（Seeing California with Edward Weston）和《加州和西部》（California and the West）的大部分文字。即便凱莉絲透過文字，為魏斯頓的攝影賦予了靈魂，多數的研究與評論仍然僅僅將她視為攝影集中擺拍的模特兒、藝術家的助手。凱莉絲的貢獻並未受到應有的讚譽，直至晚年，她才在紀錄片《雄辯的裸體》（Eloquent Nude）與回憶錄《透過另一個鏡頭》（Through Another Lens）裡，說出她對於與魏斯頓這段關係的想法。（全文閱讀600期藝術家雜誌）